當女人作為公民，性別在哪裡？
金佩瑋
 5/10/2004

今天的講題：「當女人作為公民，性別在哪裡？」靈感其實來自在立法會選舉期間，婦女團體跟何秀蘭之間的對談。團體希望立法會內能設立一個處理婦 女／性別事務的委員會，但何ee不同意這樣做，認為這會導致婦女問題被孤立和隔離(ghettoize)，以至其他不屬於委員會的人，都可以安心繼續對婦 女議題不聞不問。當時，我腦中彷彿突然打了一個結：公民與女人兩個身分之間，是否其實存在著一些無法解決的矛盾呢？

從哲學角度去看，「公民身分」彷彿是沒有屬性的，當然更不會有性別。「公民」這兩個字象徵著個體獨立、理性、一致和平等；但在支配話語（主流性 別定型）裡，「女人」這東西卻並不十分符合公民的資格，因為女人「無可避免」較情緒化、應情用事、不規則（很多irregularities）、依賴和從 屬他人。不過，更要命的，是只有女人才有「性別」，尤其在近二十年男性身體被消費主義性別化起來以前，男人是沒有性別的，因為男性是標準，是「一者」 (the one)，不是「他者」(the other)。因此，今時今日女人在公共領域中行走，尤其是做公職／公共事務，就要顯示出自己是一個「合乎標準」(UP to standard)的公民。要up to standard，就要從衣著談吐到行事為人到思考模式，都達到某些標準的要求，例如是衣著上端莊（較為沉實和中性）、為人獨立、處事理性。

表面上，端莊、獨立和理性看去都是「不帶性別」的公民素質，但事實上又是否如此呢？舉一個例，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後，我從一些「並不科學化」的分 析中發現，差不多有七成的女候選人的頭髮長度都不過肩頭，而當中超過八成是「短得來中性」；至於當選的女性中，六成半的人都是留短髮，形象屬於「較為中 性、硬朗或能幹」。簡單來說，就是覺得自己有參政能力的女性，或大家心目中所期待的女性領袖，都是以硬朗、能幹的素質為標準。硬朗、能幹，很明顯是端莊、 獨立、理性的延伸，彼此都屬於同一個類型(genre)，而這個端莊、獨立和理性類型，很難說得過去的是「中性」，因為支配話語一直都認定這些素質是人性 高準則，因為它們來自（理想中的）男人，正由於此，這些準則被認作陽剛氣質(masculinity)，而陽剛氣質又再反過來與所謂的男性特質混為一談。

因此，不難觀察到，當女性要成為公共領域的一員，其實是比男性更加醒覺要保持端莊、獨立、理性，並表現出硬朗和能幹，以免稍有差池，暴露所謂 「自身」性別中不獨立、非理性等的「（女性）特質」。無論她是否相信真的有一種叫「女性本質」或女人「本應如何」的東西，她一定會試過某天發脾氣或不知甚 麼時被人說「姨媽到」或「Ｄ女人係咁架啦」，而令她明白，總有一些被認為是不太好的、名為「屬於女性的」素質，在公共領域中是要避免表現出來。

我稱這為女性的去性別化過程。但公民女性的「去掉／沒有性別」，並不意味著真的「沒有」性別、真的中性，而是更接近陽剛標準。這是頗為有趣的現 象：當女人作為公民，其性別是以「話語上不存在」的形式存在。

然而，上列二元對立的論述，只是說了故事的一半。尤其進入建制議會工作後，我開始發現，其實絕對沒有絕對而純淨的獨立、理性，不帶個人感情、企 圖和其他irregularity而作的言論及決定。每事必定in context，每物皆源於互動。當人都不一模一樣，「標準」其實是很可笑的；而這些標準以外的不規則，才是在互動地形成我們的社會價值觀的最大力量。

事實上，當女性進入了公共領域，或陰性（柔性）的處事方式參與了陽剛的政治遊戲，即使參與者已很努力去遵從和適應(conform)，仍無可避 免會把大量的非標準和不規則帶進了原本（在話語上）井然有序的公共領域；而秩序與不規則雙方之間的互動，必然會改變了一些公共領域和公民的屬性。日常的例 子裡，較為極端和表面的，我們有小心翼翼地、刻意地表演「自己的性別」的女性公眾領袖，如余若薇，令極度陽剛的立法會形象起了微妙的變化；而不少身負公職 的女性領袖亦某程度在形象和內涵上，為柔性政治作了示範作用，較難想但仍想到的有吳方笑薇，她每次接受孕訪問總是帶著笑，聲音既溫柔感性又充滿生命力；還 有最近多了一片藍天的何ee，她幾乎是唯一一位會公開談論柔性政治的女議員。

沒有事情是不變、不能改變的，無論是支配話語還是主流性別定型，在不同層次都正在轉變中。在我工作上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：我是文化康體委員會的 主席，一次我跟副主席通電郵時，問他會否介意我的名牌上，把chairMAN換成chairPERSON；我的作法很低調，因為不想rock the boat，但這個男人在開內部會時卻對工作員說：喂，你們要改啦！結果，我們所有人都變成chairperson和vice-chairperson。

另外，我們的主席一向強調自己是「雌雄同體」(androgynous)。對一個並不是在性別衝突和鬥爭中長大的女性，一般都很少察覺自己的性 別，或對性別具有敏感度；然而，在我有意無意的薰陶下，她竟然開始懂得跟別人說：修頓球場太男性中心，波地是男人天下，甚至批評康文署的足球訓練只開放給 男孩子！當然，那都只是很微小的事情，但最重要是改變正在進行中。因此，最後我解開了文首的那個腦中的結，就是要對付性別色盲和偏見，最理想未必是設一個 性別特區，而是把公民／公共領域性別化起來，讓性別意識像病毒一樣散播開去，好讓人人都產生抗體。我們不能處處鋪上地毯，唯有教人人穿上鞋子。









當女人作為公民，性別在哪 裡？（講稿）
金佩瑋
6/10/2004


「當女人作為公民，性別在哪裡？」可以從兩個方向去講：

• 公民身分隱含著女性的去性別化，以至當女人作為公民，性別是以「不存在」的形式存在；
• 透過日常生活／工作中的性別觀察，尋找「性別在哪裡」

時間關係，因為我好想何ee同Ada主席都能多些分享她們的經驗和看法（註：何秀蘭當天因事沒有出席），所以已把第一個向度的分析寫下來並影印 了給大家，大家一陣盡問問題。而我只會盡量簡短作一些觀察報告和經驗分享。

當女人作為公民，性別在哪裡？就拿我在區議會的工作為例，我議政的身分是「公民」、對象的是「所有」在區內生活的「人」，議題亦是一些「公共事 務」——彷彿，性別在這個屬於「公共」的領域中，並不存在，即使存在也並不重要。

但事實並非如此，相反是欲蓋彌彰。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，在官方排名體系裡，男人就一個名，女人前面卻有一個透露她與一個男人的關係／無關係的名 銜（屋企有男人的叫Mrs/有男人又想保持獨立或離左婚叫Ms/從冇男人的叫Miss）；中文就簡單一點，男人仍是一個名，女人如沒其他銜頭，通通是女 士，總之一定有點extra，以茲識別（而男人有時也會加上先生作為尊稱，但一般是不會的）。這些名銜既反映了公家機構怎樣看待女性（以前結了婚就是 Mrs，冇得揀），語言使用的本身亦同時塑造著她們的位置。

看大一點，在政策的執行的過程中，其實亦隱藏著很多與性別有關的元素。如城市規劃、市區更新、樓宇設計、究竟是誰去為誰而做，著眼點在哪裡？設 計有沒有照顧家務勞動者的需要？有沒有考慮到婦女的人身安全？人際關係網絡是被促成還是破壞？改善治安時有沒有想過「一樓一鳳」其實是一個多方面兩性權力 不平等的問題？管理球場、成立足球訓練班時，有沒有人質疑過為何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只提供給男性？起廁所能否五五分地男女平等？如果性別觀點主流化真的能 夠實踐，我們這個list還可以繼續數下去，所以不要說「公共領域」沒有性別存在。

我在文章中寫了的，盡量不會在這裡重覆，唯一有一點很值得講講。在文章的前半部分，我幾乎完全肯定了：公民與女人兩個身分之間，存在著一些無法 解決的矛盾，女人在公共領域中行走，尤其是做公職／公共事務，就要努力顯示出自己是一個合乎標準、「去掉／沒有性別」的公民，或坦白一點，令自己更接近陽 剛標準。

然而，當我進入建制議會工作後，開始發現，原來不是norm而是irregularity，才是形成我們的社會價值觀的最大力量。當女性進入了 公共領域，互動過程必然會為公共領域和公民的屬性帶來改變。文章中我舉了余若薇作為例子，而在我工作中也有一些正面的經驗。

例如，就我的接觸，有很大部分積極參與社區運動（不是在說慈善荔枝團）的，都是女性。當中有要返工的亦有不少是「太太」。比起男人，這些人無疑 是「較得閒」（但有空也不等於有心）。有趣的地方在於，她們原本都是為了要捍衛自家利益，而參與市區更新和城市規劃的義務工作，卻因著在共公領域中奔走和 磨練，令她們成為有識的公民；以前只看娛樂版的，現都先讀港聞版，而有時她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，甚至比男人更大、學得更快。例如一位太太就成了保護維港和 爭取民主的積極參與者，並經常與老公拍住拖去遊行、出席研討會；另一位亦在互動的過程中變得更加成熟，並且開始學習民主地看事。我覺得這個現象很有意思， 她們不但為自己帶來了改變、為社區帶來了轉變，我亦感到因為她們的女性公民身分，亦令整個運動的氣氛變得不再一樣（更溫柔或更歇斯底里）。

而在議會裡，亦有兩個經驗：從所有人都是chairMAN到所有人都變成chairPERSON／沒有性別意識的主席有一天突然開始跟別人說： 修頓球場太男性中心，康文署的足球訓練為何只開放給男孩子？一陣請Ada主席自己講。

最後，陰性（柔性）的處事方式參與了陽剛的政治遊戲，亦必然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。有關這方面，我想留給何ee講。我只想說一句，從我競選至 今，一直堅持一種政治理念，就是無論是思考方向還是處事手法，都一定要把人看成人、以協商替代對立、少威權多聆聽、實事求是、尊重不同意見等。而我認為我 的確成功處理了一些以往用所謂陽剛方式未能好好處理的人和事，而這種柔性政治理念，是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，和改善政府的施政很重要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