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創意走出社區性工作問題的困局
金佩瑋
「民意代表」最怕面對的，是人民內部矛盾，其中以「一般」街坊與「一樓一鳳」街坊之間的攻防戰，最令人感到為難；尤其筆者出身自不吃人間煙火的「民間」運動，一向在性工作者的議題上抱著無限關懷同情，總不可能在當了區議員後，搖身一變成為搞運動的人口中的「為了討好選民而壓迫性工作者的卑鄙政客」。不過，轉換角色卻也可看成是一個大好機會，讓人轉換角度去面對社區中的性工作問題。
用創意解決矛盾
就筆者極度有限的接觸，社區性工作似乎一直為著幾方面的問題糾纏不休，例如街坊認為姐仔（尤指一樓一鳳）的存在對他／她們的生活造成滋擾，甚至構成安全威脅，性工作者團體卻認為因為有了姐仔作「緩衝」，居民反而更安全；前者把社區性工作看成是道德罪行，認為支持者是侮辱婦女，後者卻把它看成是工作權利，認為反對者是歧視婦女。
爭持下去，弱勢運動無疑能夠奪回部分論述權，生產有利於性工作者的話語，但對解決社區性工作所帶來的「民與民相爭」的燃眉之急，卻未必有太大幫助；另一方面，掃蕩姐仔、關押遣返也只是自欺欺人，因為，除非男人都死光了，否則，性行業基本上是不會消失的（但到時可能輪到女人需要性服務），所謂把姐仔趕走，只不過是把問題推給別的樓宇和社區吧。
因此，筆者認為，「問題」是無論怎樣都會存在的了，我們如何把問題變成不再是問題才是最實際的打開死結的方向；其一是改變視野和心態及解決技術問題，接受大家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想法，其二是設立「紅燈區」，大家各做各的，互不相干，但互相尊重。決心要社區達至真正的和諧狀態，首先要生起平等和平常心，讓對立各方的話語以及話語背後的心理、動機、訴求等一一平等呈現，然後找一種新思維，以創意融合矛盾。
本文一開始就嘗試把「一樓一鳳問題」在話語上論述為「社區性工作問題」，而街坊與姐仔的鬥爭，不是主體與客體，而是同為「區內人士」的主體與主體之爭，正是希望讀者能嘗試從另一向度去思考這個議題。由於篇幅有限，在這裡只能呈現和討論兩個較為主要的話語。
性為工作與行業守則
在資本主義市場運作中，提供性服務以換取金錢，無容置疑是一種工作。但「也是工作」並不帶有權利的光環，因為黑社會成員勒索小販收保護費也是工作――關鍵在於經營合不合法。就筆者粗淺的法律知識，「賣淫」本身並不違法（法律中沒有註明的就是可以做的事），但僅限於「一樓一鳳」，即是一個單位（套房也算一個獨立單位）內有一位婦女從事獨立賣淫的工作。如超過一名婦女在同一單位內賣淫，或並不獨立運作（例如有馬伕主事），就會成為執法對象。法例針對人口販賣、非法禁錮和操控賣淫等行為而訂立，無可厚非，關鍵在於執行是否公正。那麼，從這角度看，姐仔的經營如果完全符合法律，她們靠自己的勞力賺取生活，要求至少該受到最低限度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，並不過分。
然而，當姐仔的經營是在一個與他人共處的社區中，是否合法，或是否有權也許不及居民的覺受和生活來得重要。從初步的接觸來看，居民感到最困擾的是姐仔做生意時對鄰居產生的「滋擾」。撇除所謂道德上的偏見和歧視，這些「滋擾」與樓下魚蛋工場油煙滋擾樓上住宅、街市菜檔帶來的老鼠滋擾隔壁民居沒多大分別，都確切需要處理。譬如曾有姐仔私自把大廈閘門改裝，漆上顯眼的顏色或記號；或嫖客過多，經常在梯間等候，亂扔煙頭垃圾，令住客感到不便和不安，居民投訴，也是無可厚非，偏見可能存在，但不能認為反對就等同歧視。
不過，「滋擾」其實是技術問題，沒有不能解決之理。上述的例子，經性工作者團體（而不是警方）介入協調後，作了一些改善，事件也就暫時平靜下來。如果性是工作，那麼，性工作者應該有自己的行業工會，訂立行業守則。一位住在駱克道色情酒吧附近的婆婆告訴筆者：「我住了幾十年，從未受到滋擾，人多反而更安全；試過有個『飛女』蹲在我門口，一喝她便逃了！」撇除婆婆每晚八點就睡覺的因素，也足見社區性工作不必然是會帶來騷擾，亦與當事人對私產、私人領域和個人權利的執著程度有關。
商有商廈，住有住家
設立「紅燈區」是否就是解決社區性工作問題的答案呢？據說，紅燈區的構想得不到大部分性工作者的支持，因為把她們集中在一起，貼上標籤，就不會再有人願意光顧她們。畢竟，性工作最核心的主角並不是賣淫的女人，而是嫖妓的男人。不過，撇除道德的考慮，性工作是一種零售服務業，在住宅單位中做生意始終不是恰當的安排。如果社會願意將性工作「正常化」為一種商業活動，並要求社區性工作者只可在商業或商住樓宇中作業，牽涉法例的改動必然會很大工程，但日後「買賣雙方」都能堂堂正正地在商業單位中「做生意」，不是比偷偷摸摸地往人家的居所裡鑽方便嗎？
當然，我們不能保證這構想必能實現，並使問題不再是問題。記得筆者當初找辦工室時，也有業主因為「不想有太多人出入」而拒絕把單位租給區議員，更何況姐仔！
說到尾，有關社區性工作的法律、治安等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，無法解決的是人心中的偏見。或許，真正能解決問題的，並不是對出賣身體賺錢的人予以懲治，而是透過認識、溝通和教育矯正我們自覺高人一等，並且認為自己有權審判、貶抑與剝奪別人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過自己生活的權利的思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