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五年六首歌四則反思
金佩瑋
《紅與黑》
革命前夕，堅貞勇毅的Marius突然「撞鬼」――碰上了夢中情人。回到基地，人人都看得出他戀愛了，革命大佬Enjolras便訓斥／勸勉他：「你咁大個人，我知你唔係講玩，但我們現在有更高的使命。朝著大目標前進，誰管你的寂寞心靈？我們的小命根本不算一回事！」(Marius,
you’re no
longer a child, I do not doubt you mean it well, but now we have a higher call.
Who cares about your lonely soul? We strive towards a larger goal. Our little
lives don’t count
at all.)
上述片段來自音樂劇《悲慘世界》。緊接這段國家大事vs兒女私情的《Red and Black》，就是大家熟悉的「革命歌」《Do
You Hear the People Sing》；而很明顯，小我最後毫無疑問是會歸入大我，為大我而犧牲。掙扎一輪後，Marius終於壓下個人慾望的誘惑，向Enjolras高唱：「我立命於此，與君共同進退！」(My
place is here. I fight with you!)
我為何會留意《紅與黑》那一幕呢？六四後，我也算所屬的「墾荊坊」矢志要以劇場表演來延續革命；然而，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，對革命大業和對個體尊重之間，卻存在相當大的落差。掌握了話語權的「主流」認為，為著革命，個人在所難免要犧牲，這是我無法認同的。記得有一次，由於不滿大伙兒給我的某些安排，月亮星座為處女座的我當下就拉長了臉孔，結果，被一位前輩訓斥／勸勉：「你這樣脆弱，很難與你合作！」我心想：你們不是要民主嗎？為甚麼你們從不尊重和顧及別人的感受？爭取民主，怎可能是要小我為大我犧牲？
《人民之歌》
這件「小事」影響了我日後對運動的整個思考模式，這個轉變尤其突顯在《人民之歌》的三個版本上。《人民之歌》的原曲正是《Do You Hear the
People Sing》，曾出席遊行集會的人對它大概不會陌生。這首詞我一共填了三個版本，頭兩個版本完成於一九九○年，是為「墾荊坊」的《又試革命之亡記》而寫。有意義的是，今天大家所唱的「捍衛人權護眾生，不分社會還是個人」，當年為了「劇情需要」，原是這樣的：「處決殘民暴君，推翻鐵幕憑著眾人」！噢！別忘了當年其中一句口號是「血債血償」。
不難想像，這樣的歌詞引來了觀眾的反感；但我總不能當眾說：其實我也不想這樣寫。演出過後，我立刻把這兩句改成「爭取和平地革新，堅守信念維護眾人」，在往後的演出中，革命同志們堅持要「竭盡全力」地革新，但讓我保留堅守信念維護眾人，我也只好算了。
九七年初，候任特區政府要還原公安條例，我再把這首歌拿出來獻世；那時已在「邊緣社運歌壇」有一定地位的我，深受「性書大亨」Larry
Flynt那句「如果連我這個人渣的言論自由也受到保障，那麼這個國家裡所有人的言論自由，都一定會受到保護」感動，一人意志下把《人民之歌》改成今天的模樣。
《祭好漢》
不知打從哪一年開始，我和一群批判性極強的社運人，對支聯會的單元化、公式化、不民主（其他聲音永遠上不了支聯會的大台）、大男人（主題曲《祭好漢》好似講到淨係得男人死）和大漢中心主義（細聽《中國夢》，你會明白我在說甚麼），展開了一場長達數年的鬥爭。支聯會終於給我們氣壞，一次華叔就發火大罵「其他人」要來分他辛苦挑來的水云云。
那是很諷刺的，在中央的眼中，支聯會固然邊緣到差一步就跌落懸崖，但在我們眼中，它卻是跟獨裁的中國政府沒有二樣的中心！但更大的問題是，所謂社運人跟所謂民運人雙方其實根本沒有機會溝通。
然而，所謂中心和邊緣、權力與反抗，其實是互動和流動的。感謝北京和特區對支聯會步步進逼，令我們有了和解的機會。從千禧到○一年，我開始與支聯會的職員溝通。這位十五年來一直在撐起整個支聯會的堅貞勇毅的「幕後黑手」用溫柔的聲調問我：最大的問題出在哪裡？我說：其他的不說，就只說《祭好漢》。她問：但可以怎樣改？我說：陳樹英在三周年時寫過一首《祭英烈》，以它為藍本改就可以了。
最後，聽說是華叔親自把《祭好漢》改成了《祭英烈》，支聯會的空間，也由此變大了。我想：原來是有希望的、原來是可以變得更好的！支聯會如是，我相信中國也將如此。重要的信息是：對話的力量，遠大於對抗，但若不是對抗，就不會對話。
《母忘六四》
九七年的六四，我為香港電台客串了一天的記者，到處訪問人對六四的看法，一位年輕男子的話讓我震撼。他說：「我們不應只是悼念，而是要記著天安門學生運動的精神。當時，北京學生對社會的腐敗和不公義挺身反抗；今天的香港（唉，七年來都仍在「今天」，情況只有越變越壞）也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在發生，我們正正需要這種反抗精神。」
第二天，我開始慢慢的寫：「毋忘六四，人民永遠亦會記起」――但更重要是把民運與自己和當下身處的狀況結合――即所謂「本土」化，民運對我們才會有真正的意義，運動才會有生生不息的動力。我一字一詞的填，填了整整一年：要反抗一切不合理，將哀思點燃成為浩氣／敢於挺身責歪理，不屈於強權毋自棄／絕不滿足以口念記，反省中前行行萬里。回應劉迺強：我才不會中你自奴奴他的計！
《天安門母親的呼喚》
為「天安門母親運動」而寫的《天安門母親的呼喚》今晚將在燭光晚會上首演。「天安門母親」是一個謙卑而弱勢的運動，因此，它願意包容和聆聽；這個運動裡沒有英雄，但參與者都因著彼此扶持而英勇；這個運動裡的人相信愛的力量、相信眼淚可以滴流穿石；這都與我們一直以來認識的雄赳赳、氣昂昂的民運有好一段距離。或許，民主運動本來就存在著許多空間和可能性。「六四」，亦不止於毋忘、不止於哀悼，還要靠我們每日每天的，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，身體力行。
十五年後的今天，我過去那些無以名狀的鬱悶和一大堆理念，終於漸漸得到了名字、語言和平台；不錯，改變是需要時間，但更需要空間。